梁小曼：摄影，一次突袭

摄影，一次突袭

前几年，诗人王寅约我一组摄影和一篇谈摄影的文字，发表在他个人公号上。我写了一点流水账文字，主旨是“摄影带给我快乐，它让我的目光向外”——也就是说，摄影将人类个体的活动场景挪到了广阔的世界，不再囿于现代建筑的“小房间（Cell）”之内以及现代社会强调的个人心理空间——那是人一种本能的“领地意识”。

而摄影要破除这种“领地意识”，这种破除不仅凭借摄影者走出家门，将眼光投向人类以及身处的世界，观察他们（也是我）的一切并举起镜头的一刹那，也存在被拍摄的对象里，他们或许接纳，或许不满这种无端的关注与记录。

我童年的诸多记忆里，有一件事情印象格外深刻。八十年代初，国门开放，我出生的小城（现已是国际化的大都市）突然来了许多外国人。他们拿着相机在我这座小小的城市里仅有的几条老街上走来走去，好奇地观察八十年代的中国人。我那时只有六岁，刚上小学。有一天，一个年轻的白人摄影师闯入我们的学校里，他给课间休息正在门口玩耍的孩子撒了一大把糖果，正当我们都纷纷去捡时，这个白人摄影师举起相机快速地连拍了许多张照片，直到学校有人出来维持了秩序并把他请走。三十多年后，我在网上看到一组摄影，正来自当年那伙摄影师，也许是那个人，也许是别人。这组摄影名叫《八十年代的深圳》——我在这组摄影里看到我的母校，我的教室，还有和我应该是同时代人的小学生们。在我内心深处，童年时遇到的那个摄影师无疑是硬生生闯入我生命里的不速之客。

因此，摄影也就是一种行动。它依赖于行走，更是在从事某种带有目的的活动。而一切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介入与改变世界。并不存在零度的摄影。

早年，我喜爱布列松(Henri Cartier-Bresson）那样的摄影，他那神机妙算的一瞬间，如此富于幽默感，如此优雅，让人惊叹。而近年，我却越来越喜欢拍下了《美国人》的罗伯特•弗兰克（Robert Frank）。这里面有两种对摄影的理解，譬如史蒂芬·肖尔（Stephen Shore）的一个说法，构图与结构。

“我使用结构（structure）这个词，而不是构图（composition），因为构图这个词往往用于人工构造的过程（ a synthetic process），比如像绘画一样。一位画家面对的是一张空白的画布。画家每添一笔都是在增加画作的复杂性。而一位摄影师呢，面对的则是整个世界。摄影师的决断带来的是秩序。构图（composition）一词来自一个拉丁语词根，componere，‘把东西放在一起’（Synthesis 来自于一个希腊语词根，也是‘把东西放在一起’的意思）。摄影师不是在把东西放在一起塞在一张照片里；摄影师所做的是决断(selects)。”——这是史蒂芬·肖尔接受访谈时的回答。

我个人觉得这也许是属于摄影最迷人的一个思考，却不能完全同意。我更喜欢借用罗兰•巴特的观点——理念与事件——去理解我早年与现在分别偏爱的两种摄影。什么是理念，什么是事件？罗兰•巴特曾经说过，“嘉宝的脸蛋是一个理念，赫本的脸蛋是一个事件”。那么切换成摄影的话语时，是否可以说，布列松的摄影是一个事件？也许更为典型是亚洲的摄影家何藩。他的摄影，极度自律，患有强迫症似的追求光与影的绝对黄金分割。绝对的几何图形，绝对的偶然性。相比之下，罗伯特•弗兰克与史蒂芬·肖尔所诠释的可谓一种理念摄影。它呈现的是事物平常的相貌，街道是街道，有着凌乱的电线，鳞次栉比的广告牌，镜头里的人们在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——我们所身处的世界的局部。从这一点而言，那个按下快门的动作的确是一种减法。然而它是为了呈现一种普遍性的减法。

然而，不管我们多么无心于制造事件，让世界“是其所是”，摄影始终是一次行动，一次突袭，一次强迫社交恐惧症患者走出“樊篱”（Cell）的“事件”——这个按下快门的动作，以及经过权衡或者出于恐惧、无奈最终产生的距离、角度和光线等条件，都是对局部世界的一次“入侵”，是一个破除“领地”的突袭。它使你与你拍摄的对象产生了一种永恒的关系。

就像我六岁那年所遭遇的摄影事件，它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梁小曼于深圳见山书斋

2019-1-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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